移民政策。
据俄罗斯纽带新闻网8月16日报道，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州近日发布新政策，禁止劳工移民从事教学及公共交通等领域的工作。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伊戈尔·列别捷夫建议将此类政策推广到全国。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州州长弗拉基米尔·戈拉德斯基15日签署法令，禁止外国劳工移民在该州从事教学、儿童食品、公共交通运输、矿业和木材贸易等领域工作。此外，移民者还被禁止从事秘书、编辑、翻译、会计师等工作。
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伊戈尔·列别捷夫认为这一政策是非常正确的，而且有必要推广至全国。
列别捷夫强调，他的建议并没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思，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公民”。他表示，在新西伯利亚州的法令中，没有提到“因为民族禁止工作”，如果移民者受到高等教育，可以自如的用俄语交流，那么他不会有就业问题。而对于那些俄语都说不好还什么都不会的移民者来说，禁令是完全正确的决定。
2015年12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关于调整外国劳工移民者数量的法令，根据法令各州政府可根据本地情况决定，哪些部门有权雇佣外国劳工并控制外国劳工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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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俄罗斯的条件有哪些？政策解读
俄罗斯对解决外来移民问题非常重视。根据去年9月公布的联合国报告，俄罗斯境内外来移民人数在全球位居第二。据联合国统计，2013年俄罗斯境内居住有1100万名移民。而美国外来移民人数为4580万人。那么这么热门的移民国家移民政策怎么样呢?移民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一、申请俄罗斯移民的条件：
1、俄罗斯公民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2、俄罗斯公民的三代旁系亲属;
3、外国技术人员及特殊人才，可为经济发展做贡献者。
二、俄罗斯移民的政策解读：
1、以停留时间为标准，明确了外国移民的不同种类。根据俄罗斯移民政策，将来俄外国移民按照停留时间长短划分为临时停留、短期居住、长期居住和非法停留四类。
“临时停留”者指持有签证或免签进入俄境内、已获得俄移民卡但无居留证或临时居留许可、在俄停留三个月(因特殊原因可延长至一年)的外国人。
“短期居住”者指已获得短期居住证，在俄境内停留不超过三年的外国人。
“长期居住”者指获得长期居住证，在俄罗斯境内停留不超过五年的外国人。
“非法停留”者指没有停留许可证或居住许可证的外国人。
2、引进外国劳工配额制度，首次对独联体国家公民来俄务工实施配额制度。
在保障国内就业环境的前提下减少额度，有效吸引外来劳动力。外国劳工配额制指由俄政府审批各联邦主体的外国劳工引进申请额度，各地区劳务指标具体分配方案将由俄卫生和社会发展部、经济发展和贸易部与内务部联合制定。
企业和私营部门雇佣外国劳工前必须获得劳动部门的配额许可，在税务部门进行登记，同时有义务为外国劳工缴纳劳动税和移民税。在配额审批上政府优先考虑俄经济的劳动力短缺领域，如建筑业、农业等领域。
3、加大对雇佣非法劳工的企业主和违反移民法规的外国劳工的处罚力度，严厉打击非法移民。
据俄内务部和移民局数据，截至2006年，俄国内来自独联体国家移民共1 200万，其中700万为非法移民，主要分布在建筑业、工业、农业、商业等领域。
按照新法律规定，对于违反移民登记规定的外国公民，将处以2 000—5 000卢布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将移交法院判决并予以遣返。
非法滞留俄境内的外国公民将被限期离境并在一定年限内被禁止再次入境，对于在俄境内因违反移民法规被处罚超过两次以上的外国公民将拒发签证和居住手续，对于非法雇佣外国移民的企业主最高可处以80万卢布的罚款。
俄罗斯年轻美女热衷外嫁移民
江山美人从来都是男性最渴望得到的东西，但对于俄罗斯的男人来说确有点不幸，因为美丽的俄罗斯女人纷纷想嫁给外国人，并且这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潮……
跨国婚姻，尤其是俄罗斯妇女远嫁国外早已成为一股汹涌的潮流
幸福难道只在国外？
跨国婚姻，尤其是俄罗斯妇女远嫁国外早已成为一股汹涌的潮流。这一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婚姻移民潮愈演愈烈，主力军是年轻的俄罗斯妇女：30岁以下的妇女占60%，平均年龄为28岁。据美国司法部统计，最近12年来，领取新娘签证到美国的俄罗斯妇女有7.5万人。有人甚至专门写了本名为《如何嫁给外国人———101条建议》的书，在网上广为流传。外嫁妇女中高学历者占相当比例，一半多的妇女受过高等教育，这在世界移民中也名列前茅。
调查显示，俄妇女最愿意嫁给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
调查显示，俄妇女最愿意嫁给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国家的男人也非常愿意娶俄罗斯姑娘为妻，理由是她们文化水平高，年轻漂亮，吃苦耐劳。20世纪末，俄妇女外嫁移民逐渐制度化，不少俄罗斯人靠经营国际婚介机构发了大财，这些婚介机构主要面向女性。
俄女性也越来越热衷于通过因特网寻找外国伴侣
俄女性也越来越热衷于通过因特网寻找外国伴侣：2005年4月一个月内，就有6000名妇女登陆圣彼得堡市一家跨国婚介网站，短短几天内，一名美国男子的征婚启事就得到500名妇女回信应征。俄一位婚姻问题专家说，许多女性不管男方的家境好坏，执意嫁给外国人，好像只有在国外才能找到幸福。
俄女性不满意本国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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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俄社会的变迁，多数俄妇女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择偶条件是：首先是社会地位高的男人，其次是普通人，但他必须是一个好当家的，最好有手艺，能让女方丰衣足食。女方通过婚姻希望获得安全感和家庭的稳定。
多数妇女都希望嫁给“大款”
多数妇女都希望嫁给“大款”，受这种想法的驱使，不少俄妇女希望嫁到外国去，认为嫁到国外，就一步迈进了“天堂”。
俄妇女为什么不愿意嫁给本国男人呢？今年25岁的叶莲娜嫁到了瑞士，她在写给《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说：“和许多俄罗斯妇女一样，我也曾渴望在自己的国家找到一位终身伴侣。但遗憾的是，在俄罗斯，男人对女人总是那么傲慢、自私，损害我们的尊严。许多嫁给外国人的俄妇女是为了寻求一个美好的未来，希望重新成为女人，相夫教子，而不是找一个靠老婆生活的男人。在俄罗斯，一个不酗酒的男人就已经是‘天使’了。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俄罗斯男人都这样。”
形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专家认为，形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俄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如经济、社会、人口问题；俄罗斯的民族和文化特性；西欧国家的人口问题；西欧部分男性的心理和文化需求及社会的开放度等。
俄罗斯正在制定中学汉语教师培养计划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俄罗斯“5100计划”成员高校的专家表示，俄罗斯中学汉语教师供不应求，但各大高校至今还未制定出针对这一岗位的统一的教师培养计划和中学汉语教学大纲。对此，俄罗斯国立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学院院长称，“很快，将有至少45个培养中学汉语教师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和继续教育课程面世”。
俄罗斯国立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学院院长马斯洛夫说：“目前，包括高等经济学院和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在内的多所俄罗斯高校，正在制定中学汉语教学大纲和系列教科书，筹备在位于深圳的中俄联合大学，开设中学汉语教师培训课程。很快，将有至少45个培养中学汉语教师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和继续教育课程面世。”
除培养教师外，各高校还面临制定中学汉语课程标准的艰巨任务，这一标准会与现有的中学外语教学标准有所不同。
俄罗斯南乌拉尔国立大学国际传媒和语言学院的语言学和翻译学教研组组长霍穆托娃认为：“当然，这一标准将与中学现有的欧洲语言课程标准不同。由于汉字的书写及发音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标准会所有降低。”
目前，教学大纲的制定者也处在两难境地。一方面，大纲内容必须符合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的要求，另一方面还要以通过汉语水平考试（HSK）为方针。
图1
俄罗斯萨马拉大学中国中心主任穆斯塔法耶娃说：“我认为，通过HSK考试将成为大部分学生的目标，尤其是，现在，多数具有中文知识的专家，都学习过中国的汉语教材，也就是说，他们自己也经历过HSK测试。”
2018年11月，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监督局副局长安佐尔·穆扎耶夫表示，2019年，数百名俄罗斯中学生将首次参加国家统一考试汉语科目考试。
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同时是中学生毕业考试和高考，目前包括14个科目。迄今为止，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外语科目包括四种语言：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近年来，学习汉语的俄罗斯人数量大幅增长。1997年，学习汉语的俄罗斯人约为5000人；2007年，人数为1.7万人；2017年，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达到5.6万人。按照统计数据，39%汉语学习者在大学学习。此外，31%学生在中小学学习，25%的人在语言学习班学习，还有5%的人在中国孔子学院学习。
中国版图里的俄罗斯村 耕地打渔为生
宏疆村是中国东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村里人大多靠耕地、打渔或养猪为生，2010年一个小伙子因勤劳致富当选了黑龙江省黑河市的“十佳青年”，被当地人视为值得敲锣打鼓庆贺的大事情。然而，在这个只有165户人家的小地方，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在内，大部分村民都有着深蓝色的眼睛、高耸的鼻梁和浓密的络腮胡，这和一河之隔的俄罗斯人非常相像。
他们的祖辈就是俄罗斯人。从上世纪20年代起，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举措引发了一场难民潮，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更是令很多家庭流离失所，数以万计的苏联人只有越过黑龙江才能继续他们的生活。
一个叫葛金丽娜的贵族女人就把1岁多的孩子兜在裙子里，小心翼翼地走过冰封的江面，来到这个陌生的小山村。她嫁给了一个闯关东的山东人，并为儿子改名徐维刚。“户籍证明”上，小男孩的苏联名被译成特维申果·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户类型”一栏写着“无国籍”。
如今，88岁的徐维刚是宏疆村里所剩无几的拥有“纯正”俄罗斯血统的人。虽然母语对他而言已经成为远去的记忆。偶尔，他会露出几颗被烟熏黄的牙，用一口浓重的东北话说：“那啥，我叫安德烈。”
但大部分时候，很多人对自己的外貌异常敏感，他们憎恨被称作“二毛子”，这被视为比“骂爹娘还严重”的侮辱。关于“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这种问题也被视为禁忌，他们习惯于把中国叫做“咱们”，把对岸的国家叫做“他们”。不少村民最大的愿望是让自己的儿子娶中国人，尽快了断自己俄罗斯民族的血统。
总之，没有人会以血统为荣，正如同没有人愿意提及“特务村”这样的字眼。
“文革”期间，村里所有的混血儿都挨了整，被造反派逼着承认是苏修特务，宏疆村也被称为“特务村”。一个叫张运山的村民，曾在抗战胜利后迎接入境苏联红军，因此被打为“苏修特务集团”的头头，造反派说他家藏了坦克，打到他跳井自杀。其余的成年混血村民因为长相被关在牛马棚里，用木板隔开，“像牲口一样”互相不许讲话。
“我跟我妈说，你上这边来给我们找个爹，生了我们这一帮，你瞅瞅给我们整的啥样。”77岁的徐维义是葛金丽娜生下的7个混血儿之一。
建国初期的宏疆村最多时曾有21个苏联女人。她们不少人和葛金丽娜一样，都是贵族后裔。这些异国女子喜欢喝牛奶，烤列巴，会在胸口划十字祷告后再吃饭。每个周末，这些身材高挑的女人都会穿上蓬蓬裙，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口琴声悠扬。那时候，河对岸会邮过来瓜子和糖，她们的子女大多对此印象深刻。上世纪50年代末，国际政治上的风云突变影响着一江之隔的两个国家，边境一夜之间被封锁，在河对岸做生意、探亲的宏疆村人再也不能回到村里。
半个多世纪后，葛金丽娜和那些唱歌跳舞思念家乡的苏联老人都已经去世，并葬在了宏疆村。两岸的生活却早就热闹了起来，每月有大量的俄罗斯人要往返中国多次，带回廉价的牛仔裤、衬衫以及名为“阿迪多斯”的山寨运动鞋，他们甚至愿意坐上每小时一班的公共汽车到中国理发，为孩子购买玩具。
曾经的“特务村”宏疆村也获得新生，并被黑龙江省命名为省级“俄罗斯民族村”。虽然在这里，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会说俄语的人了。有些村民会用《喀秋莎》的调唱民歌，词却被改成了东北话。村民们叮嘱长着俄罗斯面孔的子女“一定要找个中国人”，在宏疆村的第四代混血儿里，最有出息的孩子考上了复旦大学，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并因为顺利入党而让父亲倍感荣耀。
“一次教训还不够？有我这个爹活着一天，他就甭寻思找什么外国女人、混血女人，门儿都没有。” 村民徐福胜经历过那场突如其来的运动，那时候他只有13岁。
总之，他丝毫不喜欢自己的灰蓝色眼睛和大到或许能塞进一枚硬币的鼻孔，也不愿意再去寻找河对岸的亲戚，“以前跟人家一点联系都没有，还是给你安上罪名了。伤老心了，离他们远点吧。”
偶尔喝高了的时候，他才会炫耀自己的贵族血统，并想起自己的奶奶，一个叫葛金丽娜的俄国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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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边境上的“混血村”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时间在徐维刚这里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床上昏睡。有人专门来看他时，侄子们会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帮他换件像样的衣服，戴上顶脏兮兮的军帽。每到这时，徐维刚会挺直腰板，对着闪光灯露出婴儿般惊喜的笑，湛蓝色的眼睛泛着异常的光。
“千万别问他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大侄子徐福胜警告，“谁问跟谁急。”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边境一带的几个屯子里，87岁的徐维刚是仅存的有纯正俄罗斯血统的人。但在中国生活80多年后，俄语对他而言显得陌生而遥远，大部分时间，他安静地叼着旱烟，偶尔开口，一口浓重东北的大茬子味。
“那啥，还认识我吗？我叫安德烈。”徐维刚咧嘴一笑，露出几颗被烟熏黄的牙。在一张2010年7月的“户籍证明”上，徐维刚的苏联名被译成特维申果·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户类型”一栏写着“无国籍”。这是目前唯一能证明徐维刚身份的东西。
“俄罗斯不承认他，中国也不承认他。”有村民咂嘴，“亏了是个傻人，啥都不在乎。”
“大清洗”和肃反运动
侄子们背后习惯管徐维刚叫“傻大爷”。
徐维刚生于1924年。此前的几年，是苏联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几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人取得了政权。1924年，苏联的缔造者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掌权。很快，一场“大清洗”开始了。
有公开的学术资料称，俄侨“第一浪潮”出现在上世纪20~30年代，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大批知识分子被迫逃亡西方和中国。
“我奶奶一家，是被列宁老爷子赶走的。”徐维刚的二侄子徐福海很小的时候就听说，奶奶葛金丽娜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全家都是军人。战争中，葛金丽娜的丈夫战死了。“大清洗”开始后，有着贵族身份的葛金丽娜把1岁多的徐维刚兜在裙子里，小心翼翼地从冰封的江面上走过，流落到毗邻的中国。
彼时，正赶上大批山东人闯关东至东三省。很快，葛金丽娜找了个姓徐的山东人，在江边的一个小屯子里安了家。“那个山东人，就是我们的爷爷。”徐福胜说。尽管已经是俄罗斯移民的第三代，徐福胜还是长了张酷似俄罗斯人的脸———蓝灰色的眼睛、络腮胡子，硕大的鼻孔里甚至能塞进一个一元钱的硬币。
更多的苏联人在上世纪30年代初来到中国。
早在沙俄统治时期，逊克县兵团村王金财的父亲就在对岸做生意。几年后，他跟一个苏联女人结了婚，住在离中俄边境90公里的地方。“大概到1930年的时候，苏联那边的空气呼吸着不那么自由了，各方面限制也比较多。”王金财说，那是斯大林时期，也是1934年苏联肃反运动前期。
为了保命，王金财的父亲赶着马爬犁，拉着妻子和大儿子跑回中国。
山东平度人苗平章在苏联做买卖时，娶了当地一个叫沃丽嘎的姑娘，几年后，生了四个儿子。苗平章的儿子苗中林说，他的家当时就住在江边的屯子，“中国人都喜欢在江边住，情况不妙就赶紧往回跑。苏联成立后，开始搞土地革命，搞入社，所有财产都得归公。大家一看吃亏啊，就拖家带口跑回来了。”到中国后，苗中林一家落户在了逊克县边疆村。
“当时情况基本都是闯关东过来的山东男人娶了苏联女人。”苗中林自己造了个词，“捡洋落”。
根据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博士梅利霍夫给出的数字，在中国，俄侨人数最多时达40万人。20世纪20年代有10万人返回苏联，另有10万人离开中国去往美国。而今，徐维刚所在的逊克县宏疆村，全村165户，混血的占75户，264个人。
回不去的家
苗中林记忆中的边疆村曾经是一个被笑声和歌声包围着的地方。
“以前屯子里有21个苏联老太太，中国话都说不利索。每个礼拜，老太太们就聚在一起唱歌跳舞。”苗中林说，到后来，屯子里的中国人嫌烦，就搬到了绊子场一带，这才有了现在的逊克县城。
再多的欢声笑语也无法消除那些有关家和血统的记忆。宏疆村的村民回忆说，当年，村里的苏联老人想家了，就蹲在地里哭。夏天，江面上有苏联的船驶过时，一些女孩子站在岸边眼巴巴地瞅着，气得直跺脚，埋怨母亲把她们带到了中国。
1933年3月，日军侵华关东军占领了逊克。此时对移居中国的俄侨而言，窄窄的黑龙江水俨然成了无法逾越的屏障。
日本警察队就驻在边疆村，除一名日本队长外，其余都是汉奸。“有人想往苏联跑，被抓住，给揍死了。”苗中林说，“最坏的就是那些‘二鬼子’（汉奸）。”
宏疆村村民袁广荣的姑姑16岁时逃回了苏联，那一年，日军正占领着东北。“当时家里逼婚，非让我姑姑嫁给一个姓董的混血老头。成亲前一天，我姑姑跑去苏联了。一起去的还有我爷爷的‘团圆媳妇’（童养媳），那女的成天被我爷爷揍，就也跟着跑了。”
上世纪90年代，袁广荣的姑姑到中国寻亲。袁广荣这才得知，姑姑刚到苏联，就被当地警方抓住，以为是对岸驻守的日军派去的特务。蹲了两年大狱后，被送到莫斯科。前来寻亲的姑姑也听说，她走之后，父亲发现自家闺女跑了，赶紧报告了警察局。结果，老人被日本警察当成苏联特务，活埋了。
边境的几个屯子里，苏联老太太们还在隔三差五地聚会，吃列巴，喝苏波汤，小声唱几句俄罗斯民歌。但再没人敢做回家的梦了，与其送死，倒不如在异国苟活。
“特务村”
“倒也得能让人活啊！文化大革命时，说我们是那啥来着？”稍显破败的土坯房里，徐福胜的大鼻子猛吸两下，“苏特！”
徐福胜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整个屯子里将近30户人，只有四户纯正的中国人，其他全成了“苏修特务”，宏疆村也一度成了“特务村”。那一年，徐福胜13岁。
没读过太多书的徐福胜到现在都不知道具体什么叫“苏修特务”，但他知道家里的大人成了特务，自己也跟着成了“特务崽子，别人拿你就不当玩意”。徐福胜端起碗，猛喝了几口酒，显然，他不愿意回忆那段日子。
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交恶，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徐福胜等村民们对两国间的冲突一无所知，他们的日子过得乏善可陈———夏秋两季，播种收获；漫长的冬季里，最大的乐趣就是喝酒。
“大概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吧，就那么一下子，俺们就全成特务了。”宏疆村村民徐月娥记得，当时村里所有的混血人都挨了整，被造反派逼着承认是苏修特务。不听话的人就被带到大街上游行。“他们问我们电台在哪？我们哪知道啊？就只能编，说电台长得跟烧火的炉子一样。造反派又问，是怎么跟那头联系的？我们就继续编，说那头一划火柴，我们就看见了。你说隔着条江，谁能看得到啊？”
边疆村的苗中林记得，当时屯子里有个叫李荣贵的，母亲是俄罗斯人，“文革”前，李被打成“苏特”。批斗的时候，造反派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个近100斤的驱动轮，后面的造反派踹一脚，驱动轮晃两晃，脖子上的血直往下淌。
袁广荣的二哥由于在抗日战争后，迎接过入境苏联红军，因此更是成了“特务头子”。造反派说他家藏了坦克，把房前房后挖了个遍，连个轮子都没看见。“我哥进去的时候穿件白布衫，出来的时候，白布衫成红的了。整个人被打得实在受不了，跳井了。人死了，还不许家属哭。”
后来有村民觉得可惜，“其实他再坚持三天，就平反了。”平反后，村里的人给死去的村民开了追悼会，算是有了个交代。
有宏疆村村民透露，“文革”时，宏疆村和上道干村原本是一个大队，“文革”结束后，宏疆的混血人不愿意跟中国人住在一起，坚决要分家，“那些混血人可厉害呢，把牛马全抢了过来，公社的人气得够呛。”
“我是中国人”
那些血肉模糊的陈年旧事就像长在心里，随着时日的流逝，反而更加疯狂地生长。
几十年后，当年13岁的徐福胜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娶了个中国媳妇，小儿子还没找对象。“有我这个爹活着一天，他就甭寻思找什么外国女人、混血女人，门儿都没有。”徐福胜重重地放下盛满酒的碗，再次瞪圆了灰蓝色的眼睛。
和宏疆村大多数混血人家一样，徐福胜兄弟几个一心想要断了自家俄罗斯民族的血统。他们的脑子里就一个信念：娶中国人，花多少钱也得娶。
1995年，徐福胜的弟弟徐福河幸运地娶了东北姑娘彭桂茹，生下了儿子徐然。已经是第四代移民了，徐然的相貌依然非常俄罗斯。但徐福胜坚信，只要一代一代地找纯种的中国人结婚生子，血统和容貌一定会变过来。
村民徐月娥也叮嘱长着一张俄罗斯面孔的女儿，“一定得嫁个中国人”。徐月娥认为，这是为下一代着想。“这几十年下来，总觉得会受歧视。就算家里两口子吵架，对方都会说，你个‘二毛子’如何如何。这话我们听够了，不想让后代再听了。”
徐福胜最听不得的就是别人指手画脚地管他们叫“二毛子”，“谁说这话给我听见了，我就冲上去问他，凭啥说我是‘二毛子’，我不服！我是中国人！”
就连平时的交谈中，徐福胜也习惯把中国叫做“咱们”，把对岸的俄罗斯叫做“他们”。“他们俄罗斯的事我也关注啊，日本外长今天到俄罗斯去了。”话题一转，徐福胜又说到中国，“还是咱中国好啊，把农业税都给我们免了，嘎嘎的好。我们哥几个以后少喝点儿酒，多活几年，得看看咱们国家以后是啥样的。”
偶尔喝高了的时候，徐福胜也忍不住炫耀自己的贵族血统，“我们家是个大家族，纯正的俄罗斯族，你看我们这长相，黄头发、蓝眼睛。屯子里有的混血是茨冈族，黑头发、黑眼珠，相当于俄罗斯的吉普赛人，是受歧视的。”
消逝的民俗
除了黄头发、蓝眼睛，徐福胜一家没有一点儿像俄罗斯人的地方。
“那啥，我给你唱个俄罗斯民歌。”徐福胜清了清嗓子，开唱起来，“四个萝卜剁吧剁吧，没有了花椒大料，倒点儿醋，酸不拉唧，你就喝了吧……”调是《喀秋莎》的调，词却被改成了东北话。
凭借酷似欧洲人的相貌，徐福胜被找去当了几年特型演员，如今，他引以为豪的就是走过不少地方，“我在天津待了22天，宁波16天，舟山14天，东阳待了7天，后来就上横店去了……”走在马路上，徐福胜常被当成新疆人，卖羊肉串的新疆人硬是往他手里塞羊肉串。上街买水果，两块钱一斤的苹果，小贩当他是老外，愣是跟他要15块钱一斤。徐福胜一说话，小贩懵了，怎么满口东北话。
如今在整个宏疆村，几乎找不到一个会说俄语的人。村里的“音乐家”袁广荣拉得一手漂亮的二胡曲《赛马》，抱起手风琴，却难以拉出一支完整的俄罗斯歌曲。
宏疆村村党支部书记袁新波说，尽管被黑龙江省命名为省级“俄罗斯民族村”，但村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俄罗斯的民俗。“只是在1991年，给一些俄罗斯混血的村民发了侨眷证，考学时能加点儿分。”
“入乡随俗嘛，当年跑去俄罗斯的中国人也都改成当地习惯了。”兵团村的王金财说。由于从小跟着母亲学俄语，1992年，王金财到俄罗斯当翻译，一待就是16年。“我在那边碰到过一个中俄混血人，他爷爷是清末过去的。这个人就知道自己姓张，祖籍在山东，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还有一个姓苏的人，就因为有中国血统，1937年时被警察局抓去，人家让他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当时，这个姓苏的根本不敢露自己会说中国话。”
王金财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他在俄罗斯当翻译时，在一个汽车修理厂门口碰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夹着个公文包。得知王金财是中国人后，对方说，过去两国的争论都怨赫鲁晓夫。王金财客气地表示感谢，“现在想想，他能这么说，不容易啊。”
王金财爱吃酸牛奶和酸面包，但妻子做不来酸面包，只得作罢。“要说俄罗斯的生活习惯，也就剩这些了。”
天色由明到暗，老徐家的兄弟几个也从早喝到晚---早晨一大杯，中午两大杯，晚上两大杯。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被打发着。屯子里一个叫张三的年轻人喝酒喝死了，说起张三，徐福河也会叼着烟叹息，但只要日子要过，酒就必须得喝。
边疆村的苗中林跟母亲学过唱苏联歌，跳苏联舞。抗美援朝的时候，他进了部队文工团，在朝鲜待了三年。如今80多岁了，苗中林还记得些舞步，兴起时，两只脚轻巧地挪着小碎步。“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会做些列巴花，现在断了，没人会做了，全都断了。”
屯子里的“中国人”和对岸的联系也断得差不多了。袁广军记得，那次寻亲之后，姑姑一家倒是又来过，他也带着家人去过三次俄罗斯，但人走茶凉，现在也没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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